青海：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就业率超过96%

内容摘要：　舶来政策之弊中国内地的土地财政与限制土地供给的一整套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后从香港学来的。

舶来政策之弊中国内地的土地财政与限制土地供给的一整套政策是20世纪90年代后从香港学来的。

我国现有耕地约18亿亩，能够承载的农民不到一亿人。本文围绕三个问题进行分析，以窥问题全貌。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道。如果要他留在农村种地，也得有这么多收入，否则他就会选择进城。城市承载力不是无解题 第三个问题：城市承载力的问题有解吗？ 上面的分析指出，讨论城市承载力问题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如果不与农村承载力结合起来看，如果静态而不是动态地看、不是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就不能形成全面、发展的观点，容易得出片面和错误的结论，诸如限制农民工进城、阻碍户籍制度改革，甚至反对城市化之类的提法，大致都可以归入此类。但是北京人去纽约的时候，相信绝对不是这么想的。道路拥挤了，正好可以修桥铺路，修建地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与其枉费心机想把农民拒之城外，不如现实点多想想如何扩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规划。伦敦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它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高速，而是依靠密密麻麻的地铁运输着这个城市。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理解，这应当是一个财富的转移过程，体现的是投入到地铁中的财富向周围地区和房子渗透的过程。

由此实现的财富转移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王小鲁等人的研究表明，2008年我国隐性收入总计有9.3万亿人民币，其中63%的部分集中在10%的家庭。当然，更确切地说，造成这种效应的，并不是外汇的全部，而是出口减去进口的差额部分。比如，我国商品流通渠道的成本远远高于国外的一般水平。

一是近年来民生投入的增加，很大比重是来自卖地的收入。（4）人情往来中实现的财富转移。

如果这样估算的话，这75万亿中有一半是属于升值的部分，即大约是35万亿到40万亿之间。但问题是，最近几年中，政府从民间攫取资源的速度有增无减。第一个因素是由国有垄断企业垄断价格实现的超额利润。更具体地说，分析中国今天的贫富格局，至少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些因素：这一年的时间我们究竟创造了多少财富，这些财富是怎么分配的，究竟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得到了这些财富？我们社会中有多少存量的公共财富，在这些存量的公共财富中，价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有多少公共的财富变成了个人的，包括原来没有货币化但现在货币化了且流入到个人手中的？在个人已有的存量财富中，其价值的变动是怎样的（尤其是考虑到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变动，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财富（包括刚刚获得的收入）在群体间或个人间是如何转移的（这种转移的方式是多样的，比如行贿受贿、馈赠、投资中的盈亏，还包括由物价变动实现的财富转移等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许还有一个问题，如何考虑财富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更具体地说，我们国内的财富向国外或海外转移的情况是怎样的？只有弄清楚了这些环节，对这些环节中的基本状况作出说明，我们才能对中国目前的贫富格局做出较为准确的说明。

由于现在我国是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常发展时期，由此实现的财富转移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在国民收入分配中，除了企业利润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快速增长，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长21.3%。我国农民工数量庞大，劳动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有人计算，从上海到广州，一公斤货物大概0.5元，而从上海海运到美国芝加哥，一公斤货物不过0.8元。

这100多万亿如果按照有的学者提出的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在城乡之间进行划分的话，城市居民大约拥有的75万亿的住房，农村居民拥有的是25万亿。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财政监督实际上无从谈起。

假定他们的月收入和必要的劳动保障较之正常状态偏低每月200元，那么用工企业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前面那套房子升值的3000元是哪里来的呢？实际上是修这条地铁的投资有一部分渗透到土地和房价当中去了。

同时，公民在享受社会保障上，还严重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制度改革要把减税作为重要目标之一，通过减税让利于民。一年后，200万现金还是200万，200万的住房变成了250万。按照道理说，政府拿得多的这部分是可以通过再分配来平衡社会中的利益关系的。（2）另一个因素就是通过价格实现的财富转移。二是土地方面，当时大约在每年3300亿。

意味着通过这种方式国家财富向个人的转移在明显增加，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在强化。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实际增长7.8%。

而这种财富形成和升值过程对整个社会的贫富格局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就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调节收入分配实际是无从下手的，利益关系的失衡实际上处于不可治理状态。

这可能与人们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最近几年一般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盈利状况变化并不大。利益关系失衡的症结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至少要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应当善待和善用这笔已经形成的财富，使之成为形成居民安全感的物质基础，成为扩大内需的物质条件。无论是统计数字，还是我们在实际调查中所见所闻都可以证明，在最近几年中，农村居民，特别是中西部比较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状况，确实有所改善。另一个说法是，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所有的工资、奖金、津贴加上福利，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4]。要完善包括工资协商制度在内的劳资协商制度，建立劳资双方的谈判制度，用这种协商制度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

这种情况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与一般的小城市或农村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反差。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合计六七千亿元人币。

新华网4月20日报道 根据贝恩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2009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增长了近 12%，达到9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5%。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而前几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房价高要收钱，汽车多要收钱，几乎所有的调控最后都变成了收费，居民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

三公消费实际上是将公共财政支出变成私人消费，是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升值的部分可能会更大。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目前我国的出口和外汇管理制度，具有财富转移的效应。据当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胡和立的计算，仅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

这时我们能说这两个人的财富是一样的吗？这当中，更好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要考虑到，在住房价格上升的过程当中，一个相当的部分是来自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投资的渗透效应，以及由这种渗透所形成的财富的效应。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东西越多，中国银行的外汇储备越多，同时印出的人民币钞票也是越多。

从这里可以看出，单位人民币的购买力是在不断下降的[13]。换言之，我们需要建立起能够真正平衡社会中利益关系的长效机制，防止在劫贫济富和劫富济贫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据2005年两会透露的数据，在我国卫生总费用中，居民自费占60%，集体负担占25%，居民投入占15%。2006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提供的数字是，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旅游3000亿，公车4085亿，合计超过9000亿。